解密祁顺！500多年！史上最早的东莞援黔“干部”！

解密祁顺！

500多年！史上最早的东莞援黔“干部”

——明代东莞进士、石阡知府祁顺的莞铜情缘

回望历史长河，总有一些先行者，以其个体闪耀的命运轨迹，为后世埋下跨越山海的伏笔。当珠江潮水与武陵山脉在新时代国家东西部协作的版图上交汇，一段被历史尘封500多年的情缘正被解密和重新唤醒。明代东莞进士祁顺，在成化年间，以其贬谪之身，远赴黔东石阡担任知府，开启史上最早的东莞“干部”援黔生涯，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年头，其间，他不仅将中华文脉播种于武陵山区，更以其“处僻壤而不堕其志”的士大夫风骨，铸就了莞铜两地最早的文化交流基因。今日，我们站在新时代国家实施东西部协作战略的历史节点上翻开尘封的记忆，祁顺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个人仕途的沉浮，它宛如一束穿越时空的光束，照亮了中华文明山海间各区域互动交融的历史长河，更深刻揭示了“东西互济、南北协同”这一国家治理智慧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与实践逻辑——人类真正的、可持续乃至永续的联结，其灵魂在于文化的深度互鉴和情感的深度交融，究其生命，重在务实的奉献付出与并肩担当。

春官。

岭南星火，东莞才子

祁顺，字致和，号达庵，又号巽川居士，时广东广州府东莞县（今广东省东莞市东城梨川）人，明宣德九年（1434年）生于一个诗礼传家的军籍家庭。其祖父祁振宗、父亲祁秉刚，皆以德行闻于乡里，母亲卢氏“以慈待下”、以德为邻，厚德家风塑造了他仁厚包容的品性。东莞自宋元以来商贸繁荣、文风鼎盛，孕育了“海涛激荡、蕉椰成荫”的开放气息，与“诗书弦歌不绝于塾”的文教传统交织，为祁顺的成长注入了兼具务实与风雅的岭南文化基因。他少年时便显露天资，17岁中举人，27岁赴京参加天顺四年（1460年）殿试，以二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成为明代东莞科举史上的一颗明星。

东莞鳌台书院。

初入仕途，祁顺便任职兵部，起点高、视野开、机会多，曾驻守山海关，亲历边关烽火；后转户部主管漕运仓储，以“毫厘不妄取”闻名。成化十一年（1475年），他迎来仕途重要转折，因学识渊博、仪态端方，被选为册立皇太子诏书的正使，率团出使朝鲜。此次出使，他面对朝鲜国王“故郊迎不拜”的礼仪之争，以《周礼》为依据从容斡旋，令其依礼参拜；更毅然拒收金银、女乐等厚赠，仅收诗集《皇华集》以彰文谊。明宪宗闻奏后赞其为“中州孤凤凰”，这一事件成为明代外交史上清廉使节的典范。

明别集从刊封面。

成化十三年（1477年），祁顺外放江西任左参政，主管粮储、水利。他深入鄱阳湖区勘灾赈济，以“清屯田、核赋税”革除积弊，深受百姓爱戴。三年后拟升右布政使，却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被贬黔地，开启了与贵州石阡的深厚缘分。直至弘治二年（1489年）因丧母，特向朝廷申请离任获允，至此，他在石阡任职前后达6年。之后又历任山西参政、福建右布政使，最终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年（1497年）卒于任上，享年64岁。其子祁敏、祁敕皆成进士，成就“祁门三进士，九子十登科”的佳话。祁顺一生著述颇丰，有《巽川集》《使东稿》《冷庵翠渠倡和》《宝安杂咏》等传世。其中《巽川集》（又名《巽川祁先生文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其诗文“伟丽可传”，展现了深厚的文学造诣。

黔山印记，谪守心境

成化十八年（1482年）五月，一道来自京城的诏书改变了祁顺的命运。本将可升任江西右布政使（已考察但命未下）的祁顺，突然被宣布降为贵州石阡知府。关于贬官原因，史料记载存在不同说法：南京翰林院仕讲学士南昌张元祯撰写《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祁公顺墓志铭》称“以岁币诖误”，东莞人徐兆魁在《江西布政使巽川祁公传》称“以织造诖误”，而《明宪宗实录》明确记载因“毛凤案”牵连。祁顺自述“得罪于朝”，暗示其中或有官场恩怨。被贬诏书下达后，仍在江西左参政任上的祁顺，并未立即赶往石阡赴任，而是先返回东莞故里，与家人作别，整理行装，为万里黔行做准备。

石阡府文庙。

成化十九年（1483年）正月，祁顺正式启程赴任。其行进路线清晰可考：从东莞出发，首先经过广东韶关乐昌，挥笔写下“驻节经宵便促装，天南翘首思微茫”的诗句，表达了对前途的迷茫；随后进入湖广地区，途经衡州府合江亭、宝庆府等地，在沅州附近写下“半月山行苦未休，一尊谁与破春愁”的感慨；进入贵州境内后，行进路线更为艰险，需穿越苗民长官司等土司辖区，在绥宁县，他怀念同乡张宗美（时任靖州知州），曾作《怀张靖州宗美》，在沅州又作有《过沅州寄友》，记录故交之情。

石阡府文庙。

同年春末夏初，祁顺抵达石阡。在《石阡述怀》中，他写道：“男儿弧矢平生志，历遍中华到石阡。椎髻卉裳荒陋境，剑牛刀犊太平年。”既表达了面对陌生环境的豁达，也透露出对“荒陋”之地的好奇。初到时，他描述石阡“公事简”，政务相对清闲，但“俗客不来”的寂寞也显而易见。在《夏意》诗中，他记录日常生活：“倚树乘风忘举扇，读书消日胜围棋”，展现出试图在边地寻找生活情趣的努力。端午节前后，他在《端午后一日》中写下“蒲觞宿醉尚厌厌，午枕薰风散黑甜”，说明已逐渐适应当地生活。

遣怀诗歌。

在石阡的六年多时间里，祁顺的心境经历了复杂变化。初期多有苦闷，在《写怀》中直言“世故人情不易猜，潜鳞何日起风雷”，表达怀才不遇的郁闷；《遣兴》诗更坦言“僻郡萧条乡信疏，自甘寥落守寒株”。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发现石阡的诸多优点，直抒“山水幽胜，民稀事简”，在《郡斋书壁》中写道：“不独桃源深复深，此中幽僻更难寻。”这种心态转变，在《登楼寄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懒把衷情咏十离，穷边风月乐相随。”可见，他开始欣赏当地风物，将贬谪之地视为“桃花源”。

巽川祁先生文集。

在特定时节，祁顺的思乡之情尤为强烈。成化十九年（1483年）重阳节，他因故未能登高，在诗作中流露出遗憾；直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重阳，才得以登临镇山，并写下《石阡九日登山记》。每逢母亲寿辰，他都会作词祝福庆贺，如《水龙吟·庆老母七十二》《满庭芳·庆老母七十三》等，可见孝心之笃。弘治元年（1488年），他正在石阡任上，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旋即启程返乡，途经镇远知府周瑛赠《怀母歌》送其归乡丁忧，诗中“君母去年七十六，齿牙未动鬓犹绿”等句，可见其与母亲的深厚感情。

在石阡期间，祁顺并非完全封闭自我，而是积极与当地文士、官员往来，以诗文为媒，构建起一张横跨政学两界的交流图谱。他与镇远知府周瑛的交谊尤为深厚，二人不仅在贵阳同纂《宪宗实录》，更在公务之余遍游黔东山水，铁溪泛舟、平冒登高、西峡探幽，皆留下联句唱和之作。周瑛赠诗“六年饱读石阡书，习气于今想破除”，正是对祁顺在逆境中坚持学术操守的由衷赞叹。祁顺与贵州按察副使陈琦的“心交倡和”更是士林佳话。两人在江西时即为同僚，黔中重逢后诗书往来不绝，甚至将唱和诗作编为《心交倡和》专集。祁顺在《答陈粹之》信中提及“藻鉴之明，岂易得哉”，感念其对石阡学子唐必聪的识拔之功。此外，他与总兵官彭伦、佥事周孟中、参政吴中等地方大员均有诗文酬答，其《贵阳雅颂二十四首同翠渠作》更是对贵州风物的系统吟咏。在石阡本地，祁顺既与推官张荣共修府志，又为教授毛渊改善学舍，更常为府学生员亲授经义。当唐必聪实现石阡科举“破天荒”时，全省官员纷纷赠诗祝贺，祁顺不仅作《喜唐必聪中举》二首，更立“科举题名碑”以彰其绩。这些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和情感交融，使祁顺真正实现了从“天涯沦落客”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身份转变，其《宦适轩记》所言“仰而观山则适乎目，俯而听泉则适乎耳”，正是这种心灵归属的真实写照。

祁顺的六年石阡生涯，是一个外来官员逐渐认同并融入边缘之地的过程。从最初的“天涯沦落”之叹，到后来的“此中幽僻更难寻”的欣赏，展现了明代士人在逆境中强大的心理调适能力。这种个人命运与地域发展的深度交融，为后世留下了莞铜交流的宝贵历史记忆。

治阡功绩，文教民生

祁顺到任之初，发现石阡“自国初来无贡举”的文教困境，随即采取多管齐下的改革措施。首先，在成化二十年（1484年）主持重修府学，将原“茅茨数间”的简陋学宫扩建为“陶瓦代茅，计可经久”的规范建筑，并增建“居仁”“由义”两斋及仪门、廨宇。其次，亲自主讲经义，“设馆谷，集儒生，暇则亲为讲授，不啻如文翁之化蜀”（《江西布政使巽川祁公传》），开创了知府亲授课程的先例。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学生唐必聪首中举人，实现石阡科举“破天荒”。祁顺欣喜作《喜唐必聪中举》诗：“天上有梯还进步，人间何地不生才”，并立“科举题名碑”以励后学。此外，他还创建“岁贡题名碑”，系统记录永乐以来61位贡生事迹，构建起完整的地方人才培养档案。

铜仁博物馆二堂。

面对“民稀事简”却仓储凋敝的现状，祁顺推行系列民生工程：一是仓储扩容，成化二十年（1484年）秋主持重修粮仓，将原“竹椽茅茨”的危仓改建为“陶瓦上覆，密板四周”的砖瓦仓廪，使储粮由800石增至2100余石；二是屯田拓荒，“辟屯田，除虎害，民赖以安”（《明故江西左布政使祁公墓表》），“开屯田，广储蓄，招流移，大为郡人所利赖”（《江西布政使巽川祁公传》），通过组织军民垦荒、驱逐虎患，使流失人口逐渐回归。这些务实措施，使石阡在弘治初年出现“雨旸时若，年谷丰登”的兴盛景象。

祁顺深感旧府志“篇章错杂，文字细碎”，于成化二十年启动《石阡府志》重修工程。他在序言中阐明宗旨：“因余君旧志，再加修纂，芟繁撮要，正谬补遗”，最终成书十卷。该志首次系统记载石阡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民俗物产，其中特别强调“礼教易夷俗”的教化思想。值得一提的是，他邀请镇远知府周瑛作序，序中特别指出石阡虽为“鬼方之域”，但“自入职方百有余年，民乐耕稼，士知问学”（《宦适轩记》），凸显了文化认同的建构意图。此外，他还在府衙后堂建“宦适轩”并作记，将此私人空间转化为“仰观山适乎目，俯听泉适乎耳”的文化象征。

石阡府文庙。

针对“蛮獠杂居”的复杂局面，祁顺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一是尊重习俗，在《苗民公馆和壁间韵》中写道“蛮獥只今安治化”，承认民族文化差异性；二是礼教引导，通过修缮城隍庙等祭祀场所，“明礼度以淑人心”（《重修石阡府城隍庙碑》），将儒家伦理融入民间信仰；三是羁縻抚慰，巡视苗民长官司时“循行正欲询民瘼”（《苗民公馆和壁间韵》），亲自处理土司纠纷。这些举措，深得民心，使“顽犷之俗变为衣冠礼义”（《宦适轩记》），甚至出现土司主动“解公衣带以志去思”的感人场景。

祁顺在石阡实施文化传承方面还多有创举，开启了系列具有鲜明人文关怀的营建活动。一是重修城隍庙，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在按察使周孟中支持下，将原“结茅数间，随葺随坏”的旧庙扩建成“修正殿及大门、仪门各三间，建后堂及左右司房凡九间”的宏阔建筑，并作碑强调“崇明祀以福生灵”；二是增修公馆，在苗民司等地修建驿站公馆，改善交通条件；三是城市美化，种植松竹于府衙周边，使其“气象一新”。这些建筑，不仅满足群众文化的实用功能，更成为“国家常典，制度修明”（《重修石阡府城隍庙碑》）的文化象征。

祁顺在石阡的治理，实现了从“地理边疆”到“文化疆域”的转化。通过教育启蒙、经济筑基、文化塑魂的三重奏，使这个“汉唐羁縻之区”真正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其政策中体现的“因俗而治”与“礼教浸润”的平衡智慧，对今日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战略，仍具有启示意义——真正的帮扶不仅仅是资源的单方面输入，更重要更关键的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文化认同，实现情感共鸣和协同共赢。

历史情缘，时代回响

五百年前，祁顺跨越山海，从东莞远赴石阡，在历史深处为莞铜两地友好协作种下了第一颗相通的种子。这远非一次简单的仕途履历，而是深刻映照了中华文明山海间各区域相互理解、互助共赢、彼此成就的古老智慧。他跨越的不仅是地理上千里迢迢、千山万水，更是促成了文化心理从“客”到“主”的具象化转变。 他将“敢为人先”的岭南务实精神，化为在黔东“兴学馆、修府志、实仓储”的具体行动，推动了石阔文教的“破天荒”与民生的“气象一新”。同时，黔东的山川风物与淳厚民风也滋养了他，其诗风为之雄健，治理中更形成了尊重本土的“因俗而治”理念。这场跨越时空的互动深刻揭示出：真正的交融，是双向奔赴、彼此赋能的互鉴与共生。

粤黔协作莞爱铜行印章。

历史的回响，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强劲的共鸣。祁顺当年融合“耕读”与“实干”的治理实践，与今天“智造”携手“绿韵”“湾区速度”对接“黔东韧性”的协作蓝图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他所珍视并实践的因地制宜、文化互敬、务实担当的精神内核，正是今天国家实施东西部协作战略最应传承的宝贵财富。这提醒我们，新时代的“山海情”，既要延续修路架桥、产业导入的“硬件”连接，更要注重理念互鉴、心灵相通的“软件”融合，最终实现从“帮扶”到“共赢”的深刻转变。

昔年，祁顺于宦适轩中“仰观山、俯听泉、游于艺、适乎心”，找到了心灵的归属；今日，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以更强的历史主动，将这份古老的智慧转化为新时代的实践。让我们珍视这份跨越五个世纪的情缘，不仅奋笔续写“雨余山翠开图画，夜静泉声落管弦”（《石阡述怀》）的迷人诗意，更要携同擘画一幅区域协调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时代壮丽画卷。（唐安民  刘伟捷）

编辑：谢芳

二审：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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