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秘銮塘书院
地处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銮塘书院，有史书明确记载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长时间被学界认为是贵州最早的书院。但是，资料缺乏，有关銮塘书院的研究成果不多，更缺乏发掘佐证，连“銮塘”还是“鸾塘”都有不同看法。笔者虽然在沿河县土生土长，但得知銮塘书院这个名字，还是在大学读书时，在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听到的。几十年过去了，去年，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百名博士进贵州”活动中，随同北大、清华的王铭铭教授等实地考察，我也才又不得不关注此事，并多次前往实地查访，查阅相关资料，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考证。
走进历史典籍：
关于銮（鸾）塘书院的相关记载
由于贵州独立建省的时间较晚，1413年才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关于成建制的“贵州省”的资料记载本来就不多，有关书院等文化建设的记载则少之又少。
手边的资料，关于銮塘书院的记载，第一个版本，最早的是清康熙《贵州通志》记载：“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石碑尚存。”（本书卷之十五·贡院书院第十二页）该书由云贵总督范承勋鉴定、贵州巡抚卫既齐总裁、贵州按察使丹达礼等三人监修，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年。思南知府刘谦吉担任本书协修，即思南府有关“銮塘书院”内容，是由刘谦吉提供的。此处共记载贵州书院13所，今铜仁境内有6所：思南的“斗坤书院”“为仁书院”“大中书院”，沿河的“銮塘书院”“竹溪书院”和石阡的“明德书院”。此处记录“竹溪书院”时说，“竹溪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尚留遗址、断碑。余无考。”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对銮塘书院进行过考证？
查比康熙《贵州通志》早的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以及康熙《黔书》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第二，乾隆《贵州通志》记载：“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石碑尚存。”（此书卷之九·书院第十四页。电子档158页上）此书由鄂尔泰等主修，靖道谟、杜诠纂，思南知府孔传堂采辑，成书于乾隆六年，即公元1741年，比“康熙通志”晚49年。该处记录贵州书院14所，今铜仁境内有六所。本书关于銮塘书院的记载与康熙“通志”完全相同。此处不同的是思南的“中和书院”代替了“大中书院”，其他内容，一字不差。说明⑴乾隆本参考了康熙本；⑵此时“大中书院”已经改名“中和书院”。
清光绪《续黔书》没有相关记载。
第三，是清道光《思南府续志》第五卷“志官门·书院”：“鸾塘书院，在沿河司，宋绍兴间建，今废。竹溪书院，在沿河司，今废，以上《刘志》”（《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点校本]第225页，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年4月第1版）道光版《思南府续志》，成书于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由知府夏修恕主修。所谓“刘志”，指的是在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由知府刘谦吉主持修撰的《思南府志》。此书比道光本早149年，距今334年。比乾隆《贵州通志》早50年，比清康熙《贵州通志》早1年。刘谦吉是“康熙通志”的协修，即此“通志”和“刘本”出自一人之手，记的都是“銮塘书院”。“乾隆通志”也是按“刘本”，记的是“銮塘书院”。比“刘本”晚149年的道光《思南府续志》说引“刘本”并不准确，而是按后人传下来的说法改成了“鸾塘书院”。
在“刘本”之前，还有一个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由知府赵恒主撰的《思南府志》，比“刘志”早96年。还有明嘉靖版《思南府志》，由贵州科举之父、本府人田秋主撰，成书于嘉靖丙申岁，即1536年，比万历本又早60年。此书没有“銮塘书院”的记载。不过，在点校本之卷二“建置志·亭院”“济江亭”之后有“下缺二页”4字。缺页中，有无“銮塘书院”，不得而知。“赵本”上有“銮塘书院”的记载，这是不容置疑的。
第四个版本，就是民国《沿河县志》，由知县杨化育主持修撰，覃茂松总纂，成书于1943年。在其点校本的136页“书院”节下载：“鸾塘胜院，《思南志》载在沿河司，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建，今废。按：鸾塘，在县东隘口乡，距城四十里，与官坝隔溪相望。前临绿水，后拥青山，为朱可熹孝廉弟兄读书处。”该书说的《思南志》，可能就是100年前的道光《思南府续志》，还注明书院所在地和增加了“朱可熹孝廉弟兄读书处”的内容。在同一本书民国《沿河县志》点校本的270页“古迹志”下载：“鸾塘胜院，院址在官坝，前临河畔，即朱可熹孝廉读书处。今房楹倒塌，旧址犹存。”据此书记载，“鸾塘胜院”的旧址有两处，一在“官坝”，一“与官坝隔溪相望”。
在周春元、王燕玉、张祥光、胡克敏编著的《贵州古代史》中也有“南宋绍兴年间，在今沿河县就建有銮塘书院。”的记载。（《贵州古代史》第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983年第二次印刷）
何仁仲主编的《贵州通史》第一编第二章认为，“思州的沿河地方，以乌江水道和黔、涪相通，文化也较发达，宋代建有鸾塘书院，是为贵州有书院之始。”（《贵州通史》第一卷第40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据清乾隆《贵州通志》记载，当时“石碑尚存。”(《贵州教育史》第2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此书引用的是清乾隆《贵州通志》的记载，还说当时“石碑尚存”。时间是乾隆六年，即公元1741年。
在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中，“銮塘书院”条载：“銮塘书院，在贵州沿河。又名銮塘胜院。南宋绍兴间建于隘口。前临绿水，后拥青山，环境优美。元、明时不知其详。清康熙中，邑人朱可熹兄弟尚在此读书。今遗址尚存。
张羽琼编著的《贵州书院史》是这样说的：“南宋时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向南播撒和书院教育的兴旺发达，书院作为中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开始进入今贵州境内。南宋绍兴年间建立的銮塘书院和竹溪书院，是目前有文献记载的已知今贵州境内建立最早的两所书院。”（张羽玉《贵州书院史》第24页。孔学堂书局2017年11月第一版）
根据以上记载，“銮塘书院”出现在史料中，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年。提供资料的是思南知府刘谦吉，他还于前一年编修了《思南府志》，距今334年。刘知府记载：銮塘书院，“今废，石碑尚存”，即銮塘书院停办时间，应在1690年以前。
撩起神秘面纱：
关于鸾塘书院的遗址考察
按民国《沿河县志》的记载，銮塘书院的遗址有两处： 一是沙子镇的明星村鸾塘组，即《县志》点校本136页的“县东隘口乡，距城四十里，与官坝隔溪相望。前临绿水，后拥青山，为朱可熹孝廉弟兄读书处。”二是沙子镇的官坝村官坝组，即此书卷十七“古迹志”下，“鸾塘胜院，院址在官坝，前临河畔，即朱可熹孝廉读书处。今房楹倒塌，旧址犹存。”（同前书的270页）此书称“銮塘书院”为“鸾塘胜院”。这与当地的传说有关，“今房楹倒塌”并非事实，即是按当地人的一般说法而记的。其实，一般常识认为“书院”和“胜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为文化教育机构，强调其文化教育功能；后者则与寺院和风景名胜关联，二者一般不会混用的。但在《沿河县志》上，在记录“书院”时，将较早的銮塘书院、竹溪书院，都称作“胜院”，而又另有“竹溪书院”和“鹤鸣书院”。从作者都将其归入“书院”类来看，书院和胜院是类同的。也许，在作者心里，胜院比书院更加神圣，更具有风景优美的特质。在同一本书中，为什么同一个遗址，会有不同的指向呢？一是此问题本就存在争议，二是不同的编者所提供的资料不同。确实如此，鸾塘作为地名，处在白泥河中段的一个转弯处，河西的村民姓黎，河东的村民姓朱。在历史上，二姓曾经为“鱼栈”发生过争执，且打过十年的官司。何为“鱼栈”？就是双方的河界问题。黎家人说，白泥河源头较远，涨水的时间较多。一涨水，河心位置就发生变化，时而河东、河北，时而河西、河南，各自的沙滩、岸边的树木及耕地都发生变化，谁吃亏都不好说。朱家人说，有年涨水，他们安鱼的大树桩和碾房水渠都到了主河道以西、以南，成了黎家的了，就为这事打官司。关于銮（鸾）塘书院，各自认为是在已方。
銮塘书院遗址俯瞰。张跃 摄
同时，在《沿河县志》上关于“鸾塘胜院”的记载有两处，其遗址所在地也各说不一。在该书卷十的“学校志”章，编辑人是张定中，他认为“鸾塘胜院”在河西；《沿河县志》卷十一的“古迹志”章，编辑人是刘其贤，他则认为“鸾塘胜院”在河东。河西是明星村，河东是官坝村。八十年前就有争议，现今仍然是各说各话。
沙子镇明星村鸾塘组。
我们到鸾塘组，车行方向的左边是五龙山，来势较远，逐步抬升，十来里路的远处高峰，落差七八百米。坡脚住着黎家，半坡还住着田家、张家。右手边，就是白泥河，河边有卵石滩，水线以上有十分粗大的枫柳古树，树干胸径可达一米。不止一棵，四五棵依岸而排，六七米高，中空，古朴和长久的历史感跃然眼前。这里曾是河渡码头，在上游修桥之前，东西两岸的交往，都是从此处渡船。河东山坳上地名“隘口”，现今的大漆村，曾经的小乡政府（公社）所在地，现在还赶集呢。左边的砖墙上有关于“鸾塘书院”的介绍，还有现今修的牌门，据说都是脱贫攻坚工作队的作品。在牌门下，还放着三块很有年代感的红砂石叠鼓门护，说是原来书院遗留下来的。三块叠鼓石，其高都在1.8米以上，下宽55厘米，上宽30-33厘米，不是一个门上的。牌门两边是两米多高的砖墙，形成一个通道，墙上画有黎氏祖先的名人和朱可熹兄弟。有文字，有墙画，其内容看上去好像与书院关系不大。但当地老乡十分肯定，“鸾塘书院”是他们这边，遗址就在这路的两边，还有屋基的石坎，还有古时候的比现在砖宽大的火砖。村民又拿出了他们黎氏家谱，手抄的，字写得生疏，竖排的，应不是当代本子。谱中记载，黎氏是从江西宁江府新喻县高街詹（檐）上栢香迁来此处。祖公黎兴庸有三个儿子：黎铸、黎锭、黎铨，三兄弟做生意来到贵州。老大黎铸落脚漕砥（今属德江县），老二黎锭居住小盖山（今属沿河县），老三黎铨住在鸾塘。传到写谱之时，已达十一代。文中有一个时间，是民国廿三年，即1934年，好像是成谱时间，但也无法推算黎铨是哪年搬来鸾塘的。在小寨后山有一座土墓石碑，村民说是他们的祖坟，每年朝祖的地方。拨开草丛，擦去碑面的蛛丝尘垢，是“一世祖黎铨之墓”，墓志内容如下：吾祖黎兴庸子、黎铸、黎锭，从赣江宁府新喻县高街詹（檐）上栢香籍，贸易至黔沿择居。黎铸居潮底，黎锭居小盖山，吾祖黎铨居此鸾塘。生子黎秀楠，秀南生子金广、金富。子孙繁茂，富贵双全。创业□□，吾辈思念祖上恩德，故立碑永传于后世矣！ 立碑人……。这些内容和“谱”上所说一致。立碑时间不是很清楚，仅“壬戌年三月初六日立”可以辨识。没有孝字，只有“立碑人”。显然，这是一块后人立的纪念碑，并非黎铨去世时立的真墓碑。查万年历表，“壬戌”年有1982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清咸丰十二年（1862年）、清嘉庆七年（1802年）、清乾隆七年（1742年）……从碑的简化字“宁、县、广、双、创业、后”和几个金字旁的简写，可以推断，此碑竖立的时间不是很长。经再次踏勘，确认为1982年立。在此墓碑附近，还看了几座墓，早一点的，有民国三十三年的，即1944年的。比较完好和内容清晰的，是黎嘉庆的墓，立于1965年，说黎嘉庆生于1896年，卒于1954年。几座墓碑有记、有诗，说明此地有文化的传承。
鸾塘组河岸上的枫杨古树。
从稍上游过白泥河，就是官坝村的官坝组。这边的枫杨成林成片，有走进密林子的感觉。也有大的，但没有河西的沧桑。这边离河滩稍远，因河水由西向东，河弯在左前方。树林里多为泥沙土，有大块坝子，民房则在靠左的山根。这座靠山，名叫“官山盖”，是龙头岩北山的余脉。山势很陡，几乎垂直，高不过二三百米。山背后就是白泥河，是沿河县与酉阳县的交界河。河的上游八九里地，就是酉阳的小河镇。山根是河滩形成的坝子，进深将近一百五十米。这里没有“銮塘书院”的门枋，只有冠有“銮塘书院”的饮食、休闲广告牌。村民说“銮塘书院”就在叫学堂堡的地方。“学堂堡”也有几个平台和较早的石坎，旁边还有几座古墓。村民还拿出一个残损的琉璃滴水，应该不是近当代的。
横卧在鸾塘组路边的叠鼓石护。
在村子当中的一棵黄莲树下，有一块“晓喻流芳”碑，立碑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内容有⑴“朱氏祖籍肇自江南，继及北平，敕封来黔。视黔中士习端方、民风淳厚，因于沿邑择里而居。”朱姓入黔始祖叫朱元，二世祖朱震乾，此二世原住沿河县城坨街。震乾育三子：应龙、应凤、应鸾。三兄弟分家，各置业沙沱、皂角水和銮塘。应鸾创业銮塘，生四子：邦华、邦泰、邦祈、邦珍。因为兵燹，邦华、邦泰、邦祈三兄弟出营去了异地（经初步调查，本县思渠镇的一口刀朱姓，可能就是这三兄弟的后裔）。⑵朱邦珍一岁丧父，少年丧母，入赘思南淡家。后得岳父家扶持，淡氏生五子三女，朱邦珍家业开始勃兴，还在府城购置产业。朱邦珍搬回銮塘后，因其五子三婿皆列科名，获知府史瑗（1731年任）赠“建安遗风”四字，并将此地改名“官坝”。⑶因銮塘河道鱼栈与黎姓发生争执，因葬坟与贾姓、田姓发生争执，虽经诉讼和协商解决，但合族公议“上体前代之祖功宗德，下念同气之情，勿准野勾外连，同心力阻”；“祝先祖以妥以佑，以介景福，使后世得传，千秋不遗，万古不异矣！”
沙子镇官坝村官坝组。（张跃摄 田浪提供）
在此碑后方，是朱邦珍的墓，立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该墓碑额题“流芳百世”，中间竖书大字“清仙逝朱公讳邦珍大人之墓”。碑志内容为“从来创业维艰，守成亦匪易。吾家自应鸾祖落业官坝，继此克绳祖开者，厥为邦珍祖。是祖之有禆于后人者多矣。祖之墓未修，并姓字未尝载诸碑记。缘于今春集众建碑，庶先人之所。自出继继承承，相传勿替云。男：可大，淳氏；可熹，廖氏；可曾，张氏；可颐，陈氏；可绪，萧氏。嘉庆十九年岁在甲戌仲春月四世孙公立”。此碑虽列有孝男，但后面专门写明“众族四世孙公立”，并不是朱邦珍去世之时立的墓碑。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是邦珍下第四世孙在百多年后立的。同时在学堂堡有一残破古墓，经分辨，是朱可曾的次子朱锦之墓，且立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查朱氏家谱，朱邦珍1633年生，1705年卒，享年72岁。朱可熹生于清顺治庚子年（1660年），为康熙癸酉科举人，即1693年的举人。朱可熹中举之后，当年进京会试，不第留京，次年获大挑拣选知县资格，在京候任。其间，其与朝廷某重臣之千斤艳遇，因听闻重臣要追究责罚此事，遂引鸩而亡。九年之后即康熙癸未年（1703）才移柩回沿，葬于皂角水。朱可熹虽为举人，实属胆子太小怕事，真是可惜。九年之后才移柩回沿，可见“重臣”还是认真对待此事，进行了负责的装殓。半个“命官”死于府中，朝廷要怪罪，他是难以逃责的。以上二碑提供的信息是：朱应鸾置办的基业中并不包含“銮塘书院”。朱应鸾专门来此置办家业，也许就是看中“銮塘书院”，有“孟母择邻”之远见。
官坝组河坝的古树林。
实地考察，白泥河在鸾塘形成一个“S”形，黎家说的遗址在左下之河西，后山称五龙龙，山脉来势缓、长、高，其地基坐西向东，正对河湾。朱家所说遗址在右上之河东，后山陡壁，看不见山脉来势，山后是河，且与酉阳县交界。遗址坐北向南，其右前方是大河湾。河湾东岸是一条官道，可通往酉阳小河镇和沙子社区的大漆村（“建并撒”前，较长时间为小乡所在地）。光从地形看，学堂堡也有办书院的格局，更平展、更宽阔，有更大的延展空间。但从家谱和传说、诉讼看，黎家指说的“鸾塘书院”遗址也有说服力。也许，在1690年以前，河西、河东都办有书院，且形成竞争态势。不过，在这个地方同时办两个书院，很不合时宜。又因其地处偏僻，随着交通的改变、中心城镇的迁移，以及战乱、人口的变化和其他书院、县学的兴起，銮(鸾)塘书院势微和走向衰落，是一种必然。
回望中的考量：
“銮塘书院”与“鸾塘书院”
从记载銮塘书院最早的乾隆《贵州通志》得知，是“銮塘书院”，而不是“鸾塘书院”。“銮塘”是地名，是根据白泥河（古名“河由江”）在此形成的近乎圆形的河水迴塘而命名的。《新华字典》对“銮”的解释为“一种铃铛”。《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铃铛”（本书73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82年，北京版）《辞海》则解释较详，“古时皇帝车驾所用的铃。”（缩印本第1918页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銮”，是指像铃样的圆形。在当地还有“銮汤圆”“銮泥巴”的说法，是“使圆”的意思。此处用的主要是“圆形”之意。即是说，河由江（白泥河）在此处形成一个圆形的塘。“銮塘”，是这个地方的地名，既包括河西，也包括河东。“銮塘书院”，是以地名来命名的。
在朱家“官坝、皂角水分关合同”上，有这样的记载：“父应鸾，复置买庄业，地名銮塘；伯父应凤置买庄业皂角水等处。”此合同订立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是关于“銮塘”地名最早的记载。黎家的手抄“黎氏家谱”，也提到黎氏兄弟从江西“宁江府新喻县高街檐上柏香”迁来贵州沿河相邻而居，大哥黎铸落业漕砥，二哥黎锭居住小盖山，老三黎铨先住县城“江右”，再搬“鸾塘”。因此手抄本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比朱家合同晚了229年，其地名早已改为“鸾塘”。
由“銮塘”改为“鸾塘”的原因，是因为朱家的发迹。前文曾经提到，朱家本在沿河县城沱街居住，因与张家发生产业纠纷，决定搬离县城，朱应鸾置买了銮塘产业。应鸾生了四个儿子：朱邦华、朱邦泰、朱邦祈、朱邦珍，前三个因躲兵逃往外地。朱邦珍一岁丧父，十五岁丧母，一人到思南，“倚住”淡家，后娶淡氏为妻，生五子三女，返回銮塘，其子入銮塘书院读书。清康熙《贵州通志》没有说朱可熹、朱可颐在此读书，清乾隆《贵州通志》也没有说谁在此读书。“朱可熹、朱可颐在此读书”，最明确的记载，是民国《沿河县志》。各种信息告诉我们，朱家因朱邦珍在思南“崛起”，又有多名子女，为使其“有出息”成才，还乡后，先送朱可熹、朱可颐进銮塘书院读书。因其子女较多，都需要送其上学，一是要的经费有点多，二是隔河渡水不太方便，朱应鸾就下决心自己在河东办学堂，且名字也叫“銮塘书院”。朱可熹很有可能就是学堂的“先生”。河西的“銮塘书院”还在，见河东也办起了“銮塘书院”，且实力较为雄厚，自知无法与之抗衡，就干脆退一步，把他们的书院名改一个字，改“銮”字为“鸾”字，就叫“鸾塘书院”，以期与朱家学堂有所区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銮塘的河西、河东存在两个书院，一个叫“鸾塘书院”，一个叫“銮塘书院”，且老书院叫“鸾塘书院”。就是说，老书院改了新名字，新书院却叫老名字。后来，因朱家“五子三婿皆有功名”，得意之时就将他们居住的銮塘河东改名“官坝”。只有河西把地名也改为“鸾塘”保留了下来。河西、河东，近在咫尺，就办了两个书院，无论咋说，都不合理。坚持了数百年的“銮塘书院”就这样被一分为二，未坚持几年，就在1690年以前停办了。所以，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府刘谦吉在编纂《思南府志》时，考证后将“銮塘书院”记载了下来。第二年，他参加康熙《贵州通志》的编修，提供的资料是“銮塘书院”，且有“今废，石碑尚存”的记载。到乾隆六年（1741年）时，《贵州通志》照抄了康熙《贵州通志》的说法。而到了道光年间编辑《思南府续志》，因过了99年，虽说书院信息主要来源于“刘志”，但因停办后的书院所在地早改名为“鸾塘”了，所以，用了“鸾塘书院”这个名字。同时，因为书院的“石碑”都找不到了，就只剩下“今废”二字了。
“銮塘书院”，从宋绍兴年间起，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约为350年。当然，并不排除期间有过停办。而改名后的“鸾塘书院”及朱家办的学堂“銮塘书院”，只在清代中期苦撑了数年（有人主张，河东的“銮塘书院”，只能算是老銮塘书院的分院）。“銮塘书院”因地名而名，鸾塘地名因“鸾塘书院”而改。更巧合的是，古时候的“鸾”与“銮”是通假字。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銮”字的解释说：“人君乘车，四马标八銮铃，象鸾鸟，声和则敬也。从金，从鸾省。”（《说文解字》298页上，汉许慎撰，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12月第1版）“銮”和“鸾”同义，“銮塘书院”之幸矣！
在仰望中追问：
是谁创建了銮塘书院？
銮塘书院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兴建于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几代人都是认可的。那么，是谁创办了銮塘书院呢？
在我国历史上，书院的萌芽兴起，主要在唐代。但在全国，唐代的书院并不多，主要的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且主要功能是藏书和供研究的文化机构。到了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出现了不少理学大家，他们利用书院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尤其是南宋时期，理学家们更加重视学术思想的交流切磋和广泛传播，纷纷创办书院讲学，从而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在当时，兴办书院，已成为一种时尚。大家公认的古代六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东阳书院等，都是在北宋形成完善的。而作为西南荒蛮之地，要兴办书院，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如开化程度、倡导者，等等。特别是书院的山长和教授，这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开化程度，在现今的铜仁境内，至今还有战国时期汉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传说，在沿河境内的乌江西岸，孟获洞及其故事，还在流传。也是在沿河境内的乌江西岸，设有唐代的洪杜县，也有唐代修建的福常寺。沿河县地界，历史上时而属于黔州，时而属于夷州。五代时设置的思州，在沿河一带时建时撤。唐宋时期，思州治所就曾在白泥河出口下游的黑獭堡和上游的县城东岸。就在曾经的黑獭乡所在的后山上，有一座东晋时期建的“永和寺”，现今属于重庆市酉阳县的万木乡。在该寺最有影响的四块古碑中，嵌在寺墙中的两块碑，都是贵州人和四川人共立的。而竖在正殿正前方的双面碑，则主要记载的是贵州布政使张日仑等的题诗和思南、铜仁知府到此上香的盛况。在南宋绍兴年间，管理这一带，既有朝廷的命官，也有开化较早的土司官。如张恢等，他们都是当时获得书院之利而考中的进士人才。他们传播中原文化，以实现天下王化，完全是职责所致。明嘉靖《思南府志》，在职官一栏中，宋代的官员只有厐恭孙、于观等。查《黔记》，则还有丁谓、李浩等，可见其对这一带开发的影响。虽然，朝廷对西南地方那时多数采用稽糜制度，但经济开发和文化开发同等重要。
明郭子章撰修的《黔记》中，宋时的职官，仅十人。与铜仁地境有关的，就有五人。如诚州刺史杨再思。虽然沿河县姓杨的居民，多数都说是其后裔，但其主要活动是在宋淳化年间，即公元990年前后。时间不在銮塘书院创建的绍兴年间。
又如湖北常平使章惇（1035-1106），只铜仁有其活动的记载和传说，在沿河县那边没有。且他的生活年代比绍兴早好几十年。
峡路转运使丁谓（966-1037），曾改任夔州路转运使，治理施州、黔州等地。他认为“黔南蛮族多善焉”（《续黔南丛书·黔记》下，第2041页），以怀柔政策，主张汉蛮物物互易，互惠互利。他虽然于其地方良好经济文化环境的塑造创造了较好条件，但其年代比绍兴早了近百年。
运使庞恭孙（988-1063），曾“筑思州、秦州，治务川。因山控扼，建一寨四堡，以备要害”。（《续黔南丛书·黔记》下，第2042页） 经查，庞恭孙筑的思州城，是在今务川。不过，他建的“四堡”在哪里，不是很清楚。按照常理，要么在现今的中心城镇周边，要么是当前的要地。如果是后者，原思州旧城应在选择之列。即是说，隋唐时期的思州城仍然不衰。如果是这样，在黑獭堡附近通往酉阳的河由江依然是重要通道。也可以这么说，庞恭孙虽未直接参与銮塘书院的创立，但其工作具有垫铺和准备的积极意义。
还有安抚使李浩（1116-1176），他是绍兴壬戌（1142年）的进士，淳熙二年（1175年）才以秘阁修撰任夔州路安抚使。《黔记》载，李浩“奉法循理，律已甚严。思州田氏起兵相攻，公亲草檄，遣官谕之。二人感悟，歃血释兵，盖以诚意销患于未然也”。（《续黔南丛书·黔记》下，第2042-2043页）李浩是与思州、田氏直接相关的官员，时间上也稍晚，他与銮塘书院的创建可能关系不大。不过，他的进士出身和重视同土官田氏的关系，对当地的文化建设也应持支持态度。
这样，创建銮塘书院，以上官员中没有可能，还有没有其他官员或乡贤呢？
在明嘉靖《思南府志》“人物”卷中，宋代仅有三个人物：夏大均、尹珍、田祐恭。夏大均，“政和（1111-1117）间，藩部长田祐恭被召入觐，进止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夏大均的出现，是因田祐恭的关系，所以，我们先说田祐恭。
关于田祐恭，明万历《贵州通志》（公元1595年刊刻）载：“田祐恭，思州人。有见识，为部长，愿以其地内附。遂建思州，以攻为守。子孙世其官。”（黄富源点校本第304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黔记》（1604-1606）在《故宣慰列传》中，只列了思南田氏和播州杨氏，且将思南田氏放在第一。其中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思国公田祐恭”。其对田祐恭的记载较为详尽，还有附录“少保安为田祐恭墓志铭”（此处有错，给田祐恭写“墓志铭”的，是于观，不是安少保。少保安是御史申祐的父亲申俊。申俊、申佑父子是明代人，中间隔了一个元代）。明嘉靖《思南府志》“人物志”载：“田祐恭，思州人，有聪识，为蕃部长。愿以其地内附，遂建思州，以祐恭为首。其后，子孙皆世其官。”（明嘉靖《思南府志》人物志·宋，点校本第59页）嘉靖《思南府志》早于万历《贵州通志》，更早于《黔记》。此《思南府志》还录了于观撰写的“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志铭”。田祐恭生于1074年，去世于1154年，享年80岁。于观同田祐恭是同时代人，时官衔为“朝请郎知重庆府行夔州路提刑提举事黔州别驾”，他应田祐恭后人之请于1156年写的墓志铭，其真实性不容置疑。《铭》序中说，田祐恭的上三辈都是有功之人，其父田定基获赠“武略郎”。田祐恭正式出山是1112年，之前就代父出征，有平定靖州之功。在绍兴（1131年）之前就已被封为“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于观在其墓志铭中有政和“八年（1118）救石泉军至白沙寨，战退戎兵，以功迁武节大夫。凯还，被召赴阙，迁武德大夫”。“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州有劳，迁武功大夫。宣和元年（1119)授泸州兵马钤辖，再承诏朝参，加忠州团练使，赐金、带、器、币等物，宠赍优隆。”根据这段记载，田祐恭两次入朝，获得皇帝的接见。所谓“不同远类”，应为第一次入朝，即政和八年（1118年）（当年十一月十七日，改年号“重和”）。《铭》序中言：“初，公之生--及长，禀赋殊特，才气过人，行已纯朴，发言简当，处众以宽，待下以仁，事君以忠义，治郡以公勤，廉谨律身，机变临事，不学而动合古人之作。公用兵既久，厅功浸多。朋交问所能，答曰：吾素不读兵书，夫复所能，但于戎马间。”这段话，用这样的标点，一般就解释为田祐恭的能力是天生的，是神助。如果，将“合古人之作”和“所能”“戎马间”后面的标点符号改为“？”，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从对其门客夏大均的态度来看，可见田祐恭是一位心胸豁达、喜好学习、不耻下问的“将军”“领导”。在皇帝面前，就敢公开承认自己原本不知礼仪，而是请门客教的。他这实诚，也为夏大均求得了功名。这肯定会激发他、鼓励他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一人得益，何不让夏大均设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让他的子孙们受益？在于观写的“墓志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会堡寨僚属，置酒言欢，即席言曰：‘吾与诸君皆以武弁进身。比肩岁久，吾当以髦辞职。诸君方壮年，各宜协心捍卫边徼，不能有二，勉之哉。及疾，召子孙立于前，诫曰：吾自入仕仅五十年，历事三朝，治郡九域，建功立业，始终如一。今爵高禄厚，无愧无诈。尔等子孙，当孝祖考，勤修乃职，惟忠、惟孝、惟仁、惟义、惟惠、惟养，谨守边防，安集居民，匪懈匪怠，勿违，吾其阴相尔也！”田祐恭在给僚属交待时，要他们认识自己是以武弁进身，要他们团结，齐心协力。捍卫边疆的安宁，尤其是要忠君，不能有二心。在给自己子孙的遗言中，就将忠义归结为“六惟”，以忠孝为先，次以仁义，再讲“惠”和“养”。这“六惟”，也差不多是儒家核心思想文化的基本。他不学习，能有这么高的境界吗？他难道就没有将儿孙们培养成有用之材，以继承自己勋业的想法吗？答案肯定是“有”。以“乃祠堂于水东梵宇，”“夷栅种族……终莫能折服其心”，“唯示公之文押--遂不敢动。”“公之为人，生为夷民信服，死为夷民钦畏，可谓安边之良将也”。这里用了迷信的传说，实则是田祐恭的影响，也许更有他重视培养继承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政和、绍兴年间，他多次获得赐封：中亮大夫、正侍大夫（1131），华州观察使（1132），通侍大夫、知思州军州事（1133），边郡承宣使、奉宁军承宣使（1141）等。田祐恭去世后，又相继获赠封“保康军承宣使、少师思国公”。即是说，田祐恭深得“忠孝仁义”之益，他哪有不传承弘大的？特别是夏大均获得功名，显然再作“门客”已经不合时宜，让其独立“门户”，这也是田祐恭善待下属的正确选择。
另据李克相等考证，唐及北宋时，思州治所在现今沿河的黑獭堡及沿河县城东岸，南宋时迁至今务川都儒。田祐恭迁址的原因，主要是金人侵犯梁洋（今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境内），田祐恭奉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之命前往抵御。因田祐恭名声太大，金军望风而逃。田祐恭在返回途中还曾在早前驻扎过的得川钓鱼台逗留。那时，像田祐恭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就职还是征战，其家眷始终随行。所谓迁治所于都儒，也是因为他行军返回时，到达都儒，母亲过世，他就在此停留，且因“母忧解官”（绍兴八年即1138年）。宋时，京都开封和南京，都相当繁华。而地方治所，则不像京都，也不会像现今，会集中许多人口和建筑。官长在哪里，哪里就有人口聚集，就会修建住所建筑。田祐恭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去世，也就安葬在了都儒（今务川归义乡的西山）。于观在“墓志铭”中，还明确为“附祖茔也”。根据以上分析，田祐恭创建“銮塘书院”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尹珍，其为贵州教育的始祖，是汉代之人。郭子章《黔记》将其列入“乡贤列传”之首。“尹珍，字道真，牂牁郡毋敛县人也。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未渐庠序。乃从汝南许慎受《五经》；应奉受经书、图、纬，通三才。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汉桓帝时，尹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而应奉为司隶校尉，师生并显。”尹珍与銮塘书院毫不相干。
南宋时，办书院是一种时髦。如果有，于观是万万不可遗漏的。銮塘书院的创建人，于观是有这个背景和能力的。但是，他作为“朝请郞”“知重庆府”“行夔州路提刑提举”“事黔州别驾”，他要建书院，只会在其夔州（黔州）治所彭水，而绝不会选择在銮塘这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最有可能之人，只有夏大均。
关于夏大均的记载，最早的，是明嘉靖《思南府志》。前面提到过，此书关于宋时的人物，只提到三个人，夏大均排在第一。其载，田祐恭入朝拜觐徽宗皇帝，各种礼仪很到位。徽宗深感诧异，祐恭陈说是他的门客夏大均教的，于是，“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在这里，“拜大均保州文学”，可以是皇帝的行为，也可以是田祐恭的行为。如果是前者，夏大均有了功名，自己出来兴办书院，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但皇帝对下，一般不会用“拜”，充其量用“赐”。如果说重视文化人，这倒是有礼贤下士之美誉。如果是后人加的“拜”字，也不是说不可以。而说是后者，是田祐恭拜的“保州文学”，也完全说得通。田祐恭受到皇帝的嘉奖、封赠，他回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不仅一言九鼎，也有“皇恩浩荡”的感觉。无论是哪种情况，夏大均都算是有了“功名”，他就该不再当门客，而要做点自己的事。做什么？跟个风，像其他文人一样，办书院以课子弟，研究、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是最“与时俱进”的行为选择。这个想法，也会得到田祐恭的支持。他有五个儿子，正好叫夏大均带在一边教教。夏大均要单立，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活在田祐恭的阴影里。
办书院，首先是选址。选鸾塘这地方，还真有其理由。
一是此处是思州通往酉阳的交通要道。据史料记载，唐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在现今的酉阳县万木乡柜木村（即沿河黑獭堡附近）设务川县；唐开德四年（621年）务川改为务州。后改为思州。政和间，酉阳的冉万花等起事，田祐恭领命去弹压，就应是从此思州出发的。酉阳长期属于四川宣抚司或夔州（重庆）管辖。那时，酉阳的冉氏、安氏的势力十分强大。酉阳县城的河叫酉阳河，是白泥河（古时叫“河由江”）的上游，其水在小河镇与从甘龙发源、经南腰界、官清的甘龙河汇合，经鸾塘进乌江达长江。思州去酉阳，河由江上的鸾塘就是必经之道。据当地村民讲，鸾塘有上通酉阳、下通黑獭堡的官道。下通乌江等十公里，上接小河只四五公里。在黎家后山还有一集市--大兴场，明清时期很兴盛，直到民初都还十分热闹。在黎家与大兴之间，住着大姓田家。经查看寨上的几座古坟，他们祖先搬来此地的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年间。这也可间接证明，黎家搬来的时间比河对岸的朱家要早。黎家、田家，他们主要是往小河赶集，不少人家还在小河买有商品房。从鸾塘经河由江到乌江，现在不能通船，但并不代表古时不通船。虽说在其鸾塘下不远处，有一个两三米高的陡滩，但其他地方水都较为平缓。古时的江水比现在的江水要大。行船分两段走，在断航滩处搬运一下货物就把问题解决了。乌江上有很多断航滩，它照样是重要的物资通道。实地考察，在那个断崖处，岸边现在没有人家，但岸边有一些土台。曾经为搬运物资，有人在此住居。如果，从乌江有船经河由江到鸾塘起岸，在这里办书院，就好理解了。
二是鸾塘的地理位置好。白泥河，古时称河由江。在明嘉靖《思南府志》的“山川·江”栏里，在本府下，只记了“乌江”和“德江”，此实为一水。在“沿河”下，只记了“鹅溪、石马、河由”三水。在“河由”下载，“在司治北十一里，源出铜仁府乌罗长官司”。查地图，河由江之水，在小河分两源，一出印江之木黄，经松桃之永安、甘龙、瓦溪，在酉阳的天台合南龙、南腰界之水，经蚂蟥乡、官清乡到小河。此水流长在70 千米以上。一出酉阳的花园，经红井、铜鼓，在小岗合来自岭口、宜居、铜西及县城来水往小河。此河又称酉阳河，全长66千米。
所以，小河又称“双河”。在小河下流约十里，在鸾塘这个地方，形成一个“S”形。山的部分，东面来山是龙头岩的余脉，在大漆山桠伸出一支，形成较为薄、陡的“官山盖”。西面来山，则是北西的莽莽大山，渐次递减而来，在大山的下半腰又凸起几个钝岭，人称“五龙山”，再往东一转，向河逶迤，形成平缓之势。如果，以学堂堡前的直线与河心交点为圆心，以五六百米为半径画一个圆，这鸾塘就正好是一个阴阳八卦鱼图，学堂堡和鸾塘旧址就是这阴阳鱼的眼珠。无论是顺时针还是反时针，是阴鱼还是阳鱼，它们都在阴阳转换的运动之中。不同的是后山，一个陡而薄，一个缓而厚；前临都是绿水，一个快速移动，一个缓动成塘；一个有过路鱼，一个有沉塘鱼。看来，古人选址还非常讲究。现在看，只要进入这个叫鸾塘的地方，滩上的河水翻着白浪，塘里的河水绿里透蓝，充满灵气与和谐；沙滩主要在西岸，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折射着阳光，给人以无限希望；再看岸边的古树，或中空而苍劲，古朴而凝重；或粗大而遒劲，密实而阴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只要走进鸾塘，就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舒心、惬意、爽快，没有人不想停留驻足、放松心情、享受自然。如果交通现状得到改善，不再走那些窄和弯的路，进出方便，鸾塘定会成为人们心中的那个“响当当！”
交通方便的风水宝地，夏大均的选择，古人认可，今人也认可。那时办学，并不需要高楼大厦，几间可以栖身的草房木屋就足够了。师资嘛，夏大均当山长，也是最好的教授。按田永红的研究资料，当时的教授，至少还有夏大明、李庄等。学生，想来，首先是田祐恭的儿子们。根据于观写的《墓志铭序》，田祐恭有五个儿子，有的到书院学文，有的跟着其父学武，或者说，先到书院学孙子、孙膑，再跟其父学实战，这不是更好吗！
如果，基本认定是夏大均创办了銮塘书院，那么时间应该是在绍兴之初。按照当时人于观写的“田祐恭墓志铭”序，夏大均获得“保州文学”称号，应在宋政和八年（1118年）。而绍兴年是从1131年开始的。从1118年到1131年，经历了13年。有这13年的准备，夏大均办个书院还不成吗！所以，銮塘书院的兴办时间，应是绍兴初年。
另外，在道光《思南府续志》的“土司”节中载：“沿河祐溪长官司，宋，张恢，陕西咸宁县人，由进士任四川夔州路马步兵马府武功大夫。时思州夷把苗崇范、冉万花等叛，恢奉命---领土汉兵剿思州三十六洞、龙泉坪等处有功，晋亚中大夫。”（《嘉靖 道光 民国思南府、县志》点校本第217页）据此记载，苗崇范、冉万花叛是在宋政和年间，张恢当是此时入黔进入思州沿河。由于是进士出身，创办或支持创办銮塘书院亦有可能。
时代坐标上的承载：
銮塘书院的成就与影响
综上所述，銮塘书院创办于宋绍兴初年，是清代以来史学界认可的贵州书院之始；銮塘书院的创办人，很可能是夏大均；田祐恭在促成銮塘书院的创办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銮塘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办学约550年，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前停办，并非清雍正（1732-1735）年间。銮塘书院的遗址，几乎全部是在现今的明星村鸾塘组；以“鸾塘书院”之名办学的时间极短；“銮塘书院”在官坝办学的时间也极短。
銮塘书院创办期间，教授、学生都没有史书记载，更别说有多少藏书、有多少出版物及学术成就了。只是到了清代，才说孝廉朱可熹兄弟是从这里毕业的。这500多年为什么就没有任何资料了呢？原因很多，比如思州治所的搬迁。宋时，思州治所就迁到都儒去了。治所在哪里，它毕竟是政治中心，也肯定是文化中心。在宋代，关于中国南方地方政权，有句俗语：“思播田杨，两广岑黄”。思州的田氏、播州的杨氏，在当时影响很大。可在遵义播州出土了不少文物，而思州呢，至今没有出土一件像样的文物。何也？就是因为思州政府经常搬家，一会在这里，一会在那里。如宋朝在务川，元初在祐溪，后又搬迁到德江的龙泉坪。元朝末年，又在龙泉坪和都坪之间搬来搬去。特别是宋、元的改朝换代，蒙古人进入中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是一场灾难。《贵州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自蒙古军进入四川、云南以后，贵州成为蒙古军与宋朝对峙的地带，一方面不断受到蒙军的威胁和骚扰，另一方面宋朝又积极在贵州设防以阻蒙军，时常处于备战状态。元统一天下后，贵州为湖广、四川、云南三大行省的毗连之地，三省经常在贵州用兵，互有争夺，而且遇有重大兵事，三省往往同时出兵，军事活动极其频繁。”（《贵州通史》第一卷第六篇第一章第二节“元军进入贵州”，此书435页。《贵州通史》编委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北京）可以肯定，在元代，銮塘书院的日子不好过，停停办办是常有的事。再就是战乱，在宋末，南宋皇帝都被元军虏走了，何况百姓？征战年年有，谁还能安下心来读书？
銮塘书院的成就和影响，没有记载但并不能就不存在。一是为田氏执掌边徼培养了人才。比如，田祐恭去世后由田汝端接任，并无他的五个儿子争斗的记载，一直传到田景贤。田景贤见南宋大势已去，故又降元，减少了战争对民生的影响。“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势”的儒家道理，在田景贤那里得到很好的践行。此不能说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
二是开贵州书院的先河。如竹溪书院的创立，虽无宋朝的具体年代，想来应与张恢的儿子张焕有关。张恢曾任夔州路马步兵马府武功大夫，是宋朝的进士。他的儿子张焕，则是首任祐溪司的正长官。张焕见有銮塘书院，则自己就创办“竹溪书院”，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沿河那么偏远，宋代就有两个书院，可见当时书院受到重视的程度。沿河竹溪书院，就在县城下游的麻竹溪。由于有张氏土司官的背景，竹溪书院一直没有停办，直到民国战乱。据说其遗址一直存在到上世纪中叶，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还用过此房。在它百米之外的张家层楼，现今石门、石墙、石阶阳、石院坝、大木房、雕花窗保存尚好（有人将此处误为“竹溪书院”）。据资料记载，沿河县的书院，除銮塘书院、竹溪书院外，还有鹤鸣书院、培宗书屋，其都是清代创建。据民国《沿河县志》记载，沿河人在清以前考得功名的进士6人、举人28人，副榜6人，贡生62人（其中恩贡生11人、拔贡生15人、岁贡生36人）。特别是清康熙年间“銮塘书院”停办之前，考上进士3人、举人13人。不能不说这些人才的呈出，都是书院培养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其受銮塘书院直接、间接的影响。
三是为时代培育了可用之人。銮塘书院早在清康熙庚午年（1690年）以前就停办了，书院之风并没有停息。朱家的五个儿子“皆有功名”，这都离不开鸾塘书院的贡献。朱可熹、朱可颐毕业于銮塘书院，一个是举人，一个是贡生。朱可熹还获大挑第一，进而四川拣选知县，他是銮塘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朱可颐是岁贡生，是被挑选至京城贡院读书的学子。据有关资料介绍，清代贵州的岁贡，每年挑选的岁贡生，全省并不多，多则七--八人，少则三--四人。岁贡生虽然还要回省参加乡试才能进入举人行列，考上举人，才有机会进入“公务员”队伍。但能进贡院读书，已经是当时学子之骄子了，他们有资格与王公大人交往，也还有机会受到太子的接见，还可以以“恩进士”的名义在家乡立纬子竖旗杆。其他三个儿子:可大、可曾、可绪也有功名，想必也是“銮塘书院”培养（影响)的结果。另外，朱应鸾的三个女婿是不是在銮塘书院读过书，无从查实，但要肯定，有好女儿才能找到好女婿。按朱应鸾的特殊经历和开放思想，想必其三个女儿，也在銮塘书院受过熏陶。“官坝”“官山盖”这些地名都少不了“銮塘书院”的影子。
研究发现，銮塘书院的成就和影响，一是开启了中原儒家思想在思州地区的传播。贵州地区，早在汉代就有尹珍到中原学习儒家思想，然后回乡布道。唐代也有牛腾将佛教传入，更有李白、黄庭坚等贬官带进先进文化思想。但由于交通不便，开化十分有限，连田祐恭这样的带兵将领都还要学习中原传统礼仪。銮塘书院，在系统传播儒家传统思想、礼仪方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2024年7月30日，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前中穿蓝衣者）率团考察銮塘书院。 （王娅提供）
二是稳固了边徼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在古代中国，西南边陲虽然长时期属于版图，但同化的程度不高，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两张皮，形式上的归顺意义大于实质上的归顺意义，更谈不上思想、习俗的统一。若是蛮荒之地也能和中原通语言、同礼规、合思想，岂不是更有利于交往、交流、交融？毫无疑问，銮塘书院传播先进的儒家思想和规范礼仪，蛮荒向着开化，中央和地方就更能易于沟通，而后形成统一。銮塘书院在维系王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愈加明显，引领了荒蛮之地的王化之风，牢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三是规范了思州田氏土司的统治管理。要承认，中原王朝的管理思想和制度相当完备，各种规范的系统性和有效性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仁、义、礼、智、信，不仅是思想的开化，更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书院受到系统学习教育，管理认知和管理水平都会有明显的提高。田祐恭能用“六惟”来规课子弟，这里少不了夏大均的功劳。思州土著首领田景贤于1277年以地降元，思州土官田仁智、田仁厚于1365年先后投靠朱元璋，都是传统思想中“顺应时代发展”的很好例证。思州田氏数百年统治不衰，銮塘书院的教化，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四是启迪了土家族地区的易俗移风。根据历史数序的推演，张氏创立的竹溪书院，受銮塘书院直接影响和引领。銮塘书院的教化，也让土家族地区的风俗发生了变化。乌江流域、武陵山脉南端的土家族，过去的语言“艰诀如鸟语”，而通过书院引进汉语，且逐步流行，取代了方言土语。现今，在沿河等地的土家民族，土家语已基本消失，只少量保存于地名之中，这与书院提倡和推广汉语有关。又如在沿河土家族地区大量存在宋代的“生基”古墓（成排石棺墓，少量明代“生基”有极少汉字，其它都只有花纹），这都是书院引进汉字和汉俗、移风易俗的结果和证明。在銮塘书院所在地的鸾塘和官坝，除了宋墓（“生基”）大量存在外，还有墓碑书写“铭文”和“赞诗”的风尚。现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的明星村和官坝村，都以此地曾有銮（鸾）塘书院传说而自豪；省、市、县均组织人员就銮塘书院进行过调研；当地作者在谈及沿河文化历史的不少诗赋文中，都少不了銮塘书院的精彩文字，銮塘书院的文化影响经久不衰。
参考书目：
1、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沈庠修，赵瓒纂；
2、明嘉靖《贵州通志》谢东山修，张道纂；
3、明万历《贵州通志》，王耒贤、许一德纂修，黄富源点校，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4、明万历《黔记》，贵州巡抚郭子章主编，孙晓竹、陈琳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5、清康熙《贵州通志》云贵总督范承勋鉴定、贵州巡抚卫既齐总裁、丹达礼等监修；
6、清康熙《黔书》，田雯撰；
7、清乾隆《贵州通志》，贵州巡抚鄂尔泰主编；
8、清光绪《续黔书》张澍撰；
9、明嘉靖《思南府志》；
10、清道光《思南府续志》；
11、民国《沿河县志》，杨化育修，覃茂松纂；
12、《贵州古代史》，周春元、王燕玉等主编；
13、《贵州通史》，何仁仲主编；
14、《贵州教育史》；
15、《中国书院辞典》，季啸风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8月第一版；
16、《中国书院史》，邓洪波主编；
17、《中国教育通史》，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主编，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18、《贵州书院史》，张羽琼著，孔学堂书局，2017年11
月第1版；
19、《田氏族谱》第五卷，朗溪田氏谱务理事会，2012年；
20、《张氏源流史》四房（坤义祖）续集（一），源史编纂委员
会，2003年8月；
21、《朱氏家谱》，朱国豪、朱国焕、朱卫国主编，官坝、皂角水朱氏宗族家谱编修委员会，2009年7月；
22、明星村《黎氏族谱》手抄本，1934年1月。
【所有插图，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拍摄】（特约撰稿 赵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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